抗战胜利后,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和上级的战略部署,各根据地的干部和部队被调遣到东北,开辟新的战区。随着这些部队进入东北,开始接管了大中小城市,建立并扩充了自己的武装力量。当时,苏联与国民党方面签订了《中苏友好条约》,并且美国协助运兵到东北。面对这种局势,我军选择撤出城市,转移到广袤的农村和中小城市,逐步组织群众。在这种情况下,“让开大路,占领两厢”成为了战略方针。
尽管松花江以北并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队,土匪却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。这些土匪大多数是政治性质的,他们曾是伪满洲国的警察、军人、特务、地主及恶霸等,部分还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任命,充当顽匪。由于这些土匪与敌人相互勾结,态度坚决、立场反动,因此剿匪成为了我军进入东北后最迫切的任务。
在建立稳定后方的过程中,剿匪显得尤为重要。由于土匪与敌军在某些地区的协作,这使得剿匪与战斗前线的敌人形势紧密相连。上级为此派遣了大量干部到各地开展工作,发动群众,组织力量进行剿匪。在东北的合江地区,土匪势力尤为强大。为此,上级调任方强担任合江军区司令员,张闻天担任省委书记。方强到任之前,合江地区已经有一支由800余人组成的新部队,同时派出了160名干部支援。然而,这里控制的土匪数量庞大,达到数万人,其中最大的四股土匪分别由谢文东、李华堂、张雨新和孙荣久领导。
展开剩余68%当方强带着十几名干部抵达佳木斯后,与提前到达的四十余名抗联干部一同展开了工作。当地的这支800人的部队原是由孙靖宇领导的,他们重新组建为“三江人民自治军”。而孙荣久则是孙靖宇的亲叔叔。随着日军的投降,孙靖宇吸纳了孙荣久的部队,但由于职务低微,孙荣久后又投向张雨新,被任命为中将军长,手下拥有600多人的队伍。
这些土匪几乎掌控了合江的各大城镇、铁路和公路,并与国民党军队相互配合,进行破坏行动。方强上任后,首先设定的目标便是通过集中力量消灭土匪,并力争在六个月内改变敌我态势。然而,合江地区的形势极其复杂,我军和土匪的力量对比不容乐观,敌人强我弱,敌暗我明,局面非常困难。为了应对这一局面,剿匪行动采取了军事和政治相结合的策略,提出了“投降不杀,缴枪留命,回家分地”等口号,同时也开展了对土匪家属的政治工作,争取他们的支持。
从1946年1月起,经过合江军区与359旅的联合作战,终于歼灭了7600余名土匪,将部队从最初的800人扩充至9000人,取得了一定的成绩。但与最初要求的六个月内转变战局的目标相比,仍然差距较大,因此,四大土匪势力并未受到致命打击。
到了1946年8月,因剿匪方针产生分歧,方强被调任为政委,贺晋年接替他成为合江军区司令员。贺晋年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剿匪专家,在抗战期间长期在陕甘宁地区从事剿匪工作,擅长运用各种手段解决这一问题。为了进一步加强合江地区的剿匪工作,贺晋年与省委书记张闻天共同商议制定了新的战略。
合江的省委书记认为,面对的这些土匪并非一般性质的土匪,而是由伪满洲的军警、特务、地主、恶霸组成的政治土匪。这些土匪不仅顽固且不可靠,随时可能叛变投敌。因此,在剿匪方针上,合江省委认为应该采取消灭的方针,而非争取的方式。然而,尽管剿匪部队扩编至9000人,由于部队内存在不少“土匪成分”,例如伪警察、土匪出身的战士等,使得部队的管理和纪律问题非常复杂,甚至影响了整个战局。
贺晋年到任后,立即开始严格整顿军队纪律,并改善军政关系。与此同时,张闻天提出,剿匪不能单纯依靠围困,而要采取分进合击的策略,击溃土匪的首脑,实施穷追猛打,采取歼灭战。贺晋年根据这一方针,组织了三猛战术(猛追、猛冲、猛打),并与359旅的谭友林共同成立了剿匪指挥部。到了9月,贺晋年带领部队对谢文东、孙荣久、刘山东等土匪首领展开了猛烈攻击。经过不到半年的时间,合江地区的土匪势力基本被肃清。
随着剿匪工作的顺利推进,贺晋年和方强分别被调离合江军区,继续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他们的才干。贺晋年后来担任了骑兵纵队司令,并在后来升任为第7纵队副司令、第11纵队司令及兵团副司令等职务;而方强则转任独立师师长,后晋升为副军长和军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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